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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下說故事〉 那些豪門的興衰
民國初年名人聶雲臺，是20世紀初上海工商業領袖，少時聰明異常，13歲時中了秀才，後來赴美留學，是民國初年很有商業頭腦的企業家，曾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上海在當時是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場，他家族的發家，其實早在明末清朝初時就開始不斷的鋪墊，先人做過許多善事，雖然社會地位高，但都清廉自持，盡心盡力造福一方。
聶雲臺出生官宦世家，又經營家族事業有成，居住在富豪如雲的上海五六十年之久，熟識無數的達官顯貴，「眼看他起朱樓，看他宴賓客，看他樓塌了」，在看盡繁華落盡又經歷了局勢動盪的折騰，聶雲臺於民國31年62歲時寫了〈保富法〉這篇文章，以他豐富的閱歷及人生經驗，告訴人們如何保有財富，家族如何持久發達，文章一出，在當時曾引起不小的轟動，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聶氏一門原籍江西，從聶雲臺往上數的的九世祖起龍公時才遷居湖南衡山，七世祖樂山公出生於清朝康熙十一年(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學問很好，但沒參加科舉，而是跟從祖父學醫，並開了一家小藥舖，因為他的醫術精湛又樂善好施，所以聲名遠播，後來因為藥店被偷，只好抵押了住房以還債，並暫時遷居鄉下，因樂山公醫術好又不斷助人，所以並沒有發大財，應付不了變故，只好抵押房子還債並歇業，但當時地方的士紳覺得不能沒有樂山公，於是就湊了錢協助他贖回原來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間屋給他幫助他繼續開藥店。
康熙四十二年時(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發生了大瘟疫，求醫的人晝夜川流不息，樂山公當時救活了很多人，他對窮人和受刑犯救濟尤多，當時的縣長葛公，因受樂山公德行的感動及其博學多聞，特別聘他為縣府的幕僚，並主動提議，願教樂山公的兒子先燾讀書，作為對他濟世救人的回報，後來先燾考中進士，樂山公當時已六十七歲，送兒子進京參加會試，經過一個名叫灄口的地方，那地方又正好發生瘟疫，經過樂山公醫治的病患都能很快痊癒；樂山公七十四歲的時候，又陪兒子進京等候任用，經由運河北上時發現運糧船的船工有許多人得了傳染病，那時樂山公又救了不少人，消息遍傳了各糧船，許多病患紛紛求助於樂山公，並用繩子將樂山公乘的船繫住，使船無法前行，樂山公不忍見死不救，就囑咐兒子先燾改從陸路趕赴京城，自己留下繼續治病救人，過了幾個月，等傳染病停止了，才趕到京城與兒子會合。
後來兒子先燾奉派擔任陝西省鎮安縣的縣長，樂山公陪同兒子上任，到達鎮安縣後，樂山公教導山區民眾就地採藥，以增加收入；次年，樂山公返回湖南衡山後寄信給兒子，叮囑兒子愛民治世之道，信中情詞懇切，被兒子的上司陝西省巡撫陳文恭見到，大加讚揚，於是將該信印發給全省的官員參考，以資策勉，後來那封信還被刊入《皇朝經世文編》(註1)為世人所傳誦。
兒子雖然當官，但樂山公仍然不計較身分，沒有架子，在老家衡山的時候，常到監獄裏為犯人義診，他八十多歲時，縣官見他年老，派人向樂山公辭謝，他回說「救人是我最快樂的事」；到了樂山公八十四歲的時候，兒子先燾因為繼母逝世，又因父親年事已高，決意辭官回家，不再復出。在某一個大雪紛飛的深夜裡，有一病患家屬敲門求老先生外出赴診，先燾起身開門對來人說：「我父親年老，深夜不方便驚動，您可否明早再來？」不料這時候樂山公已聽到了，即披衣而起，叫先燾入內室，對他說：「這應該是生產急診，怎麼可以延遲呢？」於是就穿上木屐隨同來人前往赴診。
一位老先生，大雪夜穿的仍是木屐，可見其行醫多年也不見積聚多少財富，兒子當官也沒發財。能夠精通醫術，已不簡單，又能夠輕財仗義，誠心助人，更是難上加難，但 蒼天有眼， 上天回報給樂山公的果報也特別的豐厚，不僅享高壽而且子孫都上進，有很好的前途，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子孫都是人生勝利組，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聶雲臺的太高祖，雖然作教官，掌理書院，門生很多，但仍安於清貧；聶雲臺的伯曾祖點中翰林的時候，捷報由京城傳到家中，當時高祖母康太夫人還親自下廚做飯款待來報捷的人，家中那麼多人做官，連個佣人都沒有，還要自己親自勞動，可知家境並不富裕；聶雲臺的的曾祖父曾擔任京官，死後沒有任何的遺產，因此其祖父亦峰公，從小就孤苦貧窮，到四十二歲的時候，咸豐癸丑年才點翰林，在他任職的地方曾發生械鬥巨案，由於他的寬厚，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積德甚厚，他還在地方上提倡各種的善事，如育嬰堂、種牛痘、修路、造橋、購義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後留下的存款不多，在他還在世時，民間就建立了生祠來紀念他，可見其受人尊敬的程度；聶雲臺的先父中丞公早年的時候，因為家境實在辛苦，還外出工作來貼補家用，後來才越來越顯貴，聶雲臺的母親曾紀芬是曾文正公(曾國藩)的么女，晚年想起早年的辛苦時，還會淚隨聲下，一個將相之女，嫁入數代都是官宦人家的大家庭，若是善於聚斂，善於瀯求而一毛不拔絕不會清貧如此；到了聶雲臺已是第七代，他自述雖年代久遠，但仍然承受著樂山公及先人的餘蔭，實在是已經超過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註2)相較那些多留財產以害子孫，助長子孫驕奢淫逸之習性的家族，兩者相較，實在是有天壤之別!
聶雲臺由於家世背景及經商有成的關係，往來都是非富即貴，冠蓋雲集，認識許多名門望族，但是他發現那些顯赫一時的人物，後來多數在或長或短的時光中陸續凋零，有的因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殆盡，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家產敗光而子孫能讀書、上進、務正業的，百家之中難得一、兩家。他發現那些富貴之人，如果在生時有為有守，錢來得正路又能慈悲為懷，寧願積德而留錢越少給子孫的家庭，反而子孫越有才，也越能以自己的能力立足、服務社會；那些很會鑽營或是在生時但求一家一室之好而留錢很多給後人的，後代往往凋零敗落，能上進的極少，很快的一切就如浮雲散盡了！
聶雲臺的母親曾記芬曾跟他說，他的父親，也就是聶雲臺的外公曾文正公(曾國藩)，位極人臣，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了鄉下的老屋，在其他地方未有片瓦、未曾買過一畝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然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的人家，只要家裡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有錢人家了，但曾文正公為了利益迴避的原則，特別諭令曾氏一家大小不准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半張鹽票。其實以他外公的地位，用點技巧，表面看起來不違法，要弄個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曾文正公還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一錢寄回家」，而且他確實做到，且數十年如一日不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孔明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那麼部下便人人都想盡辦法發財，那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
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貪財便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拼命想發財，但是事實與經驗告訴我們，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斷子絕孫；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
文中也舉例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當他還是窮書生的時候，心中就念念不忘救濟眾生，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貧寒的族人；後來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但聽見地理師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就尋思既然風水這麼好，如果當作學堂，就能讓全蘇州的子弟都能受惠，豈不更好，於是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作為學堂，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一室獨得好處。又范文正公的兒子們曾經勸他在城裡買花園宅第以便退休後可以養老娛樂，但他老人家哪肯，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又不能時常遊園，誰會不准我遊呢！何必一定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范文正公出將入相幾十年，家用極為節儉，兒子們平日穿著樸素，卻花了很多俸錢去佈施救濟，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結果，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直到現在，八百年了，後代優秀的子孫還是很多，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要讓子孫有飯吃、有好前程，就應該參考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又舉例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他在這個職位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而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淡泊。在攻破燕京時，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搜刮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屬下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發生瘟疫，他就用那些大黃治療疫病，在當時收到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的人，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財，而子孫反而非常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就是那位禁菸而導致鴉片戰爭的民族英雄，他有鑑於煙毒殘害百姓及國力甚深，力主嚴禁鴉片並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如果他心中沒有民族大義、沒有愛國愛民的心，只想著自己發財，當時要靠煙弄些錢是非常容易的事。後來因清朝國弱，不得已朝廷只好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好向英國人示好以便後續和談。他死後也是毫無積蓄可以留給子孫，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上進之人，至今仍有顯達的子孫，前最高法院院長林翔，就是系出林氏之門，林翔院長的德行也非常受人尊崇。這又是一個廉潔而子孫反而極為發達的證據。林則徐曾留下一則名言「子孫有若我者，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若我者，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
聶雲臺也舉了一些與林公同一時期的有錢人，像廣東的伍氏、潘氏及孔氏，都是鴉片場裡發大財的，凡是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表明此物曾被這三家收藏過，可見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都成了別人的收藏，他們的楠木房，早被拆了作別家的妝飾，他們的後人，消失在人海中。對比這伍、潘、孔氏三家，一般人可能認為林則徐有夠笨的，有財不發，還弄到被革職充軍，但是數十年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誰才是有智慧的。
聶雲臺認識許多上海大闊老，一回，他到揚州的蕭家，有一位周翁怒氣沖沖的跑來蕭家，原來是他所屬的湘潭分號的經理來信，說是湖南發生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捐個五百兩救濟卻萬分不捨。後來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差不多耗光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那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餘的錢也不多了。周翁雖然生前從事正業，不過內心慳貪吝嗇，捨不得付出，有一家獨富之心態，就是不仁不義，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餘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因此獨富之家敗得格外的快。
很多有錢人家，養成子女從小就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習性，不須學習自立，不發展自己的才能，不需要學習如何克服困難，什麼撈什子都有人替他們擺平，沒吃過丁點的苦，後面還有大把大把的銀子等著讓他花，闊少闊小姐惡習一大堆，有錢人還怕沒花錢的門道？等財產揮霍殆盡，三餐不繼、借貸度日、自殺的、流落街頭的大有人在，這不是殘害子孫嗎?到時後悔又有何用？
還有一家是上海的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聶雲臺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子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即便是在富豪如雲的上海也算是少見的，他家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曾指著那些古董告訴聶雲臺說：「這間房子裡的銅器，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那幾句話，正是主人最愛聽的，一般富人的心態，就是要人誇耀他有的東西無人能及，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買不到的，那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產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想要蹭好處的客人恭惟奉承。但自那七年後，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地皮大王瞬間破產，一切的古董珍玩、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破產的地皮大王也只好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還有當年上海有名的花園豪宅主人，其財富年利息之尾數就可以讓兩、三萬困難的人活一年，但自己既無子女，卻也沒有智慧眼光去積德行善，結果財產一毛也帶不走，只帶了一生的罪業去見閻王，還有「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人間。
《紅樓夢》第二回，賈雨村有次到郊外觀賞村野風光，在山環水繞、茂林深竹之處，有座殘垣斷壁的的廟宇，名為「智通寺」，門旁一副破舊的對聯寫著「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不僅是對賈雨村命運的警示，也是整個賈府盛極時瞬間殞落時心境的寫照，這個對聯或許也能充分表達那些沒落豪門的感慨。
為何慳貪吝嗇有過，《藥師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佈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這是有道理的，譬如見到一個小孩，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那麼人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害死了一樣。富人的力量大，「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豈不罪重？難道是用驕慢施捨的心，勉強花點小錢，作點長面子的善事，就算是在做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麼？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曾說過：「死時富有是恥辱」；《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就是說，有仁德的人用財富來充實生命，他善於運用財富來達到自己的理想，實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並能夠兼濟天下，來充實自己的生命，所以說這個叫以財發身；沒有仁德的人則把追求財富作為人生的目標，拚命奮鬥來求取財富，用生命去聚斂財富，成為利益的奴隸，這樣的人往往就會視財如命，奉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原則，不惜鋌而走險去聚斂錢財或貪贓枉法。聶雲臺的先人樂山公行醫濟世，幫助窮困的病患，雖然不能夠發財，卻能發身，在當時獲得社會大眾與官方一致的尊崇，可謂「德譽盛於當時，名聲傳於後世」，樂山公善心的事跡，刊載於陝西的《鎮安縣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縣志》等文獻中。
聶雲臺的外公曾文正公曾給自己所居住的房子取名為「求闕齋」，並曾寫文章記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滿戒溢，要居安思危，因為這個世間，並無十全十美的事物，「豐於此者，必缺於彼」所以若想要得到精神上的圓滿，最好先在物質上就要懂得捨，所謂精神上圓滿意指父母健在、家庭和睦、子孫賢達、天倫之樂、道義之樂……等，他還常教人「家計不宜寬裕」，能夠在「花未全開月未圓」的狀態是最好的，因為花全開了則表示轉眼就要凋謝了;月已圓時表示轉瞬間就要缺了，凡事不要太求圓滿、太盛。世人多追求極致、追求卓越，好要再更好，有錢還要再更有錢，到了權傾一時還希望永遠如此，但「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福份享盡後豈能永遠都在雲端？唯有在有能力時，把自己的福份分給需要幫助的人，不讓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全積聚在自己身上，這樣才能長久的享有最接近圓滿的美好人生。
聶雲臺不僅是如此勸人，自己也親自實踐這些理念，出身名門，並曾是腰纏萬貫的老闆，晚年他將自己的私財及妻子蕭氏的遺產、金飾等全數捐出，用以救濟全國各地的災民。 備註：
1.《皇朝經世文編》由賀長齡編纂，魏源續編完成，清道光六年(1826年)成書，收錄了清初至道光三年間的文章二千二百多篇，共一百二十卷，是清代後期的文集，反映出清代後期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及力圖改革求治的願望，書中收錄大量經世之文，包含了政治、外交、經濟、社會、邊防、學術、教育……等文章，後來的知識份子還做了一些續編。是研究清朝的文史的重要資料。
2.《孟子·離婁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意思是指有德行的人，福澤蔽蔭後人最多延續五代，之後就漸漸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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